The Son Also Rises(子孙照样发达)
“让我们希望,克拉克揭示的规律不是事实。”
美国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Son Also Rises》(译作:子孙照样发达),通过追踪来自各个国家的某些姓氏在数百年中社会综合地位的升降,研究社会阶层流动率。
书名极富意味,将海明威的小说《The Sun Also Rises》(译作:太阳照常升起)中的“sun”置换成“son”,含蓄地与克拉克教授在这本书里所要揭示的规律暗合:太阳照样升起,富人的子孙照样发达。
掌握大部分社会财富的永远是少数人,其余多数人或许更关心自己这类家境普通的人甚至是寒门子弟的未来。
2017年,北京高考状元熊轩昂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的大学。现在的状元都是这种,家里又好又厉害的”,触动了社会关于“寒门再难出贵子”的敏感神经。
2018年,一位女孩考取北大之后却写信“感谢贫穷”,主张“无论家境如何,只要心怀梦想,顽强拼搏,都可以培养出懂得感恩,自立自强,成绩优异的好孩子”,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寒门再难出贵子?
英国纪录片《人生七年》选择了14个不同阶层的七岁孩子,每隔七年进行一次跟踪拍摄,展现了英国社会阶级变迁。
纪录片的最后,富人的小孩依然生活富裕,而九个出身普通甚至贫寒的小孩中,仅有一人实现了阶级跃升,当上了大学教授,其他人仍然徘徊在原有阶级。影片直白地表达了其观点:寒门的确难出贵子。
而那些一开始就中了“卵巢彩票”,并以此为跳板取得了极高成就的公众人物,令人感到“龙生龙,凤生凤”的无奈。
比尔·盖茨创立微软之初,公司极其重要的一笔订单——为计算机巨头IBM公司开发微机操作系统,是其任全国联合劝募协会执行理事会主席的母亲促成的。
王思聪凭借其父王健林给予的5亿“试错资金”,成立普思投资,一番运作后资产足足翻了十几倍,其中最亮眼的成绩还是他极具前瞻性地投资中国电竞行业,几乎凭一己之力为原本“一潭死水”的电竞行业带来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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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案例似在表明,“贵门”子弟成为贵子不费吹灰之力。
然而,人们往往只关注万里挑一的成功者,却忽视了人数众多的失败者,如此不免陷入“幸存者偏差”的谬境。
有的人虽出自“贵门”,不但没有成为所谓的贵子,甚至还穷困潦倒,比如印度海德拉巴“末代国王”奥斯曼·阿里·汗的长孙穆卡拉姆·贾赫,继承的亿万家产几乎败光,晚年“两手空空”,在土耳其的一所小公寓里孤独终老。
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所谓的“寒门再难出贵子”或是“贵门必出贵子”,往往只是基于对特殊代表有限观察的归纳。既然如此,那么不妨回归原点,从“贵”的定义出发,对这一命题进行另一角度的探讨。
“贵”,只是金钱吗?
在《子孙照样发达》中,克拉克教授指出,人们往往高估社会流动率,部分原因在于对“社会成功”的狭隘理解。
他们将物质收入的代际影响等同于社会流动性,其谬误在“社会成功”并不只表现为财富,教育(对信息和知识的掌控)、职业(高尚岗位的拥有)、社会联系(抱团网络的紧密程度)等等都是形成真实社会地位的成分之一。
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曾说:“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那么我的儿子们也许才会拥有研究数学、哲学、地理学、自然史、军舰建造、航海术、商业和农业的自由,以便给他们的孩子们研究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织艺和陶瓷的权利。”
这意味着上层阶级的后代并不一定需要走父辈的老路,选择将研究艺术、热心公益等而非赚取财富作为社会地位的支点,同样也能获得“社会成功”。
对于寒门子弟而言,所要追逐的“贵”也不能狭义地定义为财富。
伊顿公学校训——“独立、个性、友爱、忠诚、尊严、勇敢、传统、绅士、幽默、优越”,表达了这所最著名的贵族学校对“贵”的理解。
安·兰德(Ayn Rand)在其著作《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将贵族定义为阿特拉斯(希腊神话里的擎天神,他被宙斯降罪用双肩支撑苍天)式的,指那些不为自身谋利益而追求为普罗大众创造价值的给予者与牺牲者。
可见,成为“贵子”,并非只有单一的评价指标,能够实现在知识、认知、责任、阅历等方面的阶层跃升,也是“寒门出贵子”。
正如《中国在梁庄》的作者梁鸿,出生于河南穰县的一个小村庄,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考取文学博士,后将目光和笔触聚焦于家乡梁庄,发表了乡土文学著作《中国在梁庄》,一举拿下诸多文学奖项,在知识上实现了阶层跃升,也可称为寒门出贵子。
而越是像她这样的人,越不会在意“寒门是否能出贵子”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已经活出了自己的人生,跳出了所谓的标签。
成为贵子,只是一代人的努力吗?
对上面的问题,克拉克教授在这本书中,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但须知,这与财富关系不大,否则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Fitzgerald)笔下的盖茨比也不需要在靠灰色收入完成财富积累后,还费尽心思、时时将自己伪装成一个祖祖辈辈都在牛津受过教育的贵族了。
无论出身寒门还是“贵门”,是否能够取得超凡成就成为贵子,往往取决于个体的天资及所受到的教育。
在柏拉图《普罗泰戈拉斯篇》里,普罗泰戈拉斯为回答苏格拉底“为何伟人的子女会变得卑劣”之问,提出一个假想社会,社会的存在基础是每一位公民都不能够成为一种技艺(在这里普罗泰戈拉斯举例为吹笛的技艺)的外行。
如此,为维持社会存在,假想社会当中的所有人都会毫不吝啬地向他人传授这门技艺,对社会中的坏笛手进行督训。而在这种完备的教育体系之下,好笛手的儿子也不会比坏笛手的儿子更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笛手,而拥有优秀吹笛天赋的人将成为最好的笛手。
普罗泰戈拉斯在这里指出了两种影响日后成就的因素——天资与教育。这也给一些父母以启示:子女成为贵子的机会,或许就在于此。
然而,天资难以掌控,教育便成为了这些父母眼中“助子成龙”的唯一途径。可部分父母所理解的教育却较为简单粗暴。
在《冬吴同学会》里,梁冬和吴伯凡探讨,如今很多父母秉持“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执念,追求“贵族教育”,却走入“昂贵教育”的误区,一年花费几十万元,将孩子送到国外接受“贵族教育”,学习马术、击剑、高尔夫等,结果却培育出一群嫌弃父母“太土”“没文化”的小孩。
究其原因,是对起跑线的认知出现了偏差。人生起跑线应当参照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所说的“健全人格三大基石——合作共赢、予多于取、同情共理”,是孩子精神方面的奠基石,而非物质财富。
从这一角度,梁启超生前虽未给孩子们留下多少财产,但对他们循循善诱,言传身教,写下几百封家书,谱出“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之佳话。
所以,无论寒门还是“贵门”,现状如此,只能迎头面对。
如果你真的在意这个问题,自己既不是“贵门”,又没能实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就努力让你的子孙后代通过你的家风家教,更接近真正的“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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